孙小梅时空连线孙宝印

  平常我们国内的观众看到驻外记者,都是他们工作时候的形象。小梅也来时空连线,中央台驻外记者孙宝印与您见面。

  孙小梅:多年以前,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,都是在《东方时空》栏目里面见到你,因为那时候你是这个栏目的主持。后来你被派驻日本,这样多少让喜欢你的观众朋友有点失望。作为你来说,从台前走到幕后已经有多长时间了?

  孙宝印:我是1999年3月份,从北京过来到日本长驻的,再过两个月,就整整四年的时间了。

  孙小梅:平常我们国内的观众看到你们驻外记者,都是你们工作时候的形象,相信大家也一定非常想知道,你们平常的日常生活情况,能不能给我们透漏一点呢?

  孙宝印:我们刚到的时候,还不是特别了解,哪些店可以买到比较物美价廉的东西,都是很贵,所以当时我们(吃)水果。我记得完全改变了在国内吃水果这种习性,几乎是很舍不得的这种感觉,后来随着生活时间比较长了,就会发现周围有一些店,一些特定的店,在一些特定的时间,会有些打折的情况,我们会找那样的时候,可以买到比较便宜的东西,长期下来,对生活还是有一定帮助的。

  孙小梅:宝印,你在异国他乡,这样一个环境里面工作,和在国内工作感觉有什么不同吗?

  孙宝印:在这儿一个是有语言方面的问题,首先语言上得过关,另外一个就是,得慢慢深入去了解日本社会。比如说,我当初来的时候,日语方面、语言方面,可能没有太大的问题,但是真正去深入到这个社会去采访,是慢慢积累经验的,这个过程很重要。

  孙宝印:当然有。我记得我们在1999年8月15日,第一次采访靖国神社的时候,我就站在一群穿着当年老兵衣服的那些士兵的旁边。他们都穿着过去的衣服,拿着步枪,列队在那儿喊口号、踏步。我就站在他们旁边说了一段词,大概意思就是说,在世界反法西斯胜利纪念日的时候,但是在日本这个特殊的地方,依然是沉渣泛起。就在旁边恰恰有一个人,大概能听懂中国话,或者他听到了我说的话里面提到的“法西斯战争”这几个字,他会猜到我说的意图,或者我的立场是什么样的,他告诉了身边的几个人,大概是右翼分子,他们过来就跟我说“我们不欢迎中国记者”。的确是在当时比较特定的环境下,能够碰到这样一些来自右翼的压力。

  孙宝印:我们的渠道有这么几个:一个是它的政局的变动,会有事先的一些征兆。比如说 有比较大的变化之前就会有一些现象出来,日本的报纸、日本的新闻界会有一些报道,我会随时关注这些东西,在一些预计的时间段,我们提前做好准备,当天发生新闻的时候,我们可以及时做报道。另外一个,自己有一些华人圈的朋友,有关华人、华侨的一些事情,他们会主动找到我们,因为在这儿工作好多年了,会建立一些联系,一旦有些大事的时候,他们都会通知我们。还有就是跟日本的一些媒体,保持比较多的联系。我们跟日本的电视台,跟日本一些报纸,都有一些记者方面的朋友。

  孙小梅:宝印,你到日本已经有将近四年的时间了,在这段时间里面,也认识了很多新的朋友,尤其是很多日本的朋友,他们是怎么看待你的工作的呢?

  孙宝印:他们通过媒体的报道,了解到了中国的情况,所以他们知道我们是做媒体的,也是非常羡慕,觉得你们在为中国人了解日本做工作,所以在许多情况下他们也都很支持我们。比如说,我们有时候做采访的时候,经常是一种很急的采访,当天就要播或者是第二天就要播,我们没有时间,在日本的习惯是必须要提前向别人做出书面采访申请,经过对方单位宣传部门的同意以后,才能给你一个答复,然后会跟你商量一个时间、怎么办。但是好多时候,我们节目不允许的时候,我们只能跟别人说非常抱歉,我们的节目要求很紧,尤其是我们是要向中国的观众介绍日本的情况,这个时候一般他们都会给予很大的方便。

  当时我记得1999年年底的时候,我们即将迎来澳门的回归,我们希望能够采访到日本的一些政要,看看他们是如何看待澳门回归,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是非常大的事情,他们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。我联系的是当时的日本外长和野洋平,但是到年底的时候,和野洋平的日程非常紧,在整个联系的过程中,他们的秘书一直跟我说非常困难,我们努力争取,但是给我的感觉是困难的,机会有些渺茫。

  这样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,突然有一天给我打一个电话,说在第二天的某一个时间段,只有十分钟的时间,那段时间可以。我们非常高兴,就赶过去了,当时和野洋平也非常高兴,很健谈,他提到了澳门回归对中国的意义,甚至对亚洲的意义,而且非常看好澳门的前景,说得非常精彩。后来我们知道,他说完这段话,接受完我们的采访以后,马上就去机场赴德国访问了。事后周围的工作人员都跟我们说,这样的情况是很难得的。

相关阅读